第844章 美国一些人的谋划
二月十一日晚上十点，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栋私宅里亮着灯。
房子坐落在第五大道靠近华盛顿广场公园的位置，外表不显眼，灰褐色砂岩外墙，门廊窄小，连门牌号都只刻在一块不到巴掌大的铜牌上。
但从大门进去之后，内部的装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深色胡桃木护墙板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壁炉里的火焰正把一整块桦木烧得噼啪作响，水晶吊灯的光线经过三层黄铜灯罩的过滤，落在桌面上时已经变成了温润的琥珀色。
长桌周围坐了五个人。
桌面上没有铺桌布，深色的木纹上直接摆着几杯威士忌、一只冰桶和一盒没拆封的哈瓦那雪茄。
五个人都穿着做工精细的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但外套都脱了搭在椅背上，衬衫的袖扣解开了一颗。
气氛松弛到了让人误以为是老友聚会的地步，但如果凑近了听他们说的话，就会发现松弛只是表象，桌面上流动的东西远比闲聊要锋利得多。
坐在长桌顶头的是温思罗普·范德比尔特。
六十三岁，头发全白但浓密，体型偏瘦，手指上常年夹着一支细雪茄。
他已经从家族企业的日常经营中退下来了，但他名下仍然控制着东西海岸多家银行和钢铁公司的股权。
他是那种不需要名片来证明自己是谁的人，在这张桌子上的话语权来自于他身后那一整个世纪初积累下来的财富网络，像一棵老树的根系在地下伸展出去，肉眼看不见但随便碰一下哪一根都会牵动半片森林。
他对面坐着的是阿莫斯·科温顿。此人五十五岁，肩膀宽厚，面孔红润，一看就知道饭桌上的应酬没少过。
他的主业是军工制造业——从步枪的枪管毛坯到火炮的炮架铸件，什么东西能塞进子弹壳里运往前线他就生产什么。
自内战的氛围愈演愈烈以来，他的工厂几乎二十四小时不停转，订单排到了明年年中。
他喝威士忌的方式跟谈话的方式一样直接：倒满，一口喝了三分之一，然后把杯子放回桌面，指节轻轻敲了两下杯壁。
坐在范德比尔特右手边的是两个来自欧洲的面孔。
一个是法国人，德·拉·罗什伯爵，通称"伯爵"。
四十九岁，瘦高，领带是绸缎质地的深紫色，袖口的法式折叠袖用银质扣针别着。他是法国革命后逃出来的那一批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英国短暂停留了一年，后来辗转到了纽约。
他手里还攥着一些在中非和西非的矿产权益，虽然现在那些矿已经被新法国政府收归国有了，但他手里有矿产权的法律文件原件，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那些文件或许还有用。
另一个欧洲人是英国人，詹姆斯·阿什福德爵士，五十八岁，是英国王室出逃前最后一批撤走的贵族银行家之一。
他在伦敦金融城干了三十多年，逃到加拿大后又从加拿大搬到了美国，把大部分能带走的流动资产换成了美元和黄金，存在纽约几家私人银行的保险库里。
坐在桌尾的那个人是这次聚会的召集人，但他坐在末尾的位置本身说明了他在这张桌子上的排位。他叫奥古斯特·梅耶，是《纽约时报》的控股股东之一，同时也持有中西部几家报纸和几家广播电台的股份。
在这张桌子上，他的角色是执行层。
范德比尔特把雪茄在烟灰缸边缘磕了磕，开口的声音不高，但整张桌子上的人都安静下来了。
"各位今天来之前，想必都已经看过了这几天的报纸。"
他的目光在桌面上扫了一圈，
"梅耶先生，您先说说效果怎么样。"
梅耶身体微微前倾。他的手掌平放在桌面上，指尖相对，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形状。
"非常好。"
他说，
"坦恩飞艇事故的报道覆盖了二十三家主流报纸的头版或二版，广播方面也跟进了三轮。
我们用了'治理缺陷'和'执行不力'两个锚点来做核心框架，这两个锚点击中了德国宣传中最敏感的地方——他们一直标榜自己的行政效率和群众路线。
现在我们让他们自己体系里的一个漏洞自己浮上来，人们会怀疑'既然飞艇管不住，那别的呢？'"
阿什福德爵士把威士忌杯端起来晃了晃，冰块在杯壁上碰出清脆的响声。
"时效性抓得好。事故发生后第四天就铺开了全美范围的头版覆盖，这个速度说明底层的渠道是通畅的。
问题在于下一步——"
他偏头看着梅耶，
"媒体上的热度一般维持不了太久。我们接下来怎么让它延续？"
梅耶早有准备。
"后续还有两轮可以打。第一轮我们已经安排了几位'航空安全专家'——其实是从英国流亡政府那边请的技术顾问——通过非正式渠道再发几篇分析文章，把话题从'飞艇事故'延伸到'红色工业体系的安全标准普遍低于国际水平'。
第二轮可以找一个更软的角度，比如采访遇难者家属、挖掘那些俱乐部会员的日常生活，把话题从安全标准转到'这些人本来可以不必死'，然后把矛头指向德国基层行政机构的'冷漠'和'官僚主义'。
把一个事故变成一个故事，故事比事故更持久。"
科温顿把杯子放下，指节在杯壁上又敲了两下。
"故事留着慢慢讲。我说现在更需要的是节奏——欧洲那边的人越看越觉得德国人有组织有效率，我们得让美国读者脑子里多一根怀疑的刺。
这根刺扎进去了，后面真打起仗来，老百姓才会觉得'那边也没那么好'。
这是准备工作，不是舆论战，是心理战。"
德·拉·罗什伯爵一直没有说话。
他靠在椅背上，左手端着酒杯，右手食指漫不经心地在杯沿上来回划着圈。
这时候他慢慢把杯子放了下来，开口时声音带着法语区特有的那种柔软的鼻音，
"我同意科温顿先生的方向。但我想补充一层。"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
"我们在欧洲的时候，见过德国人是怎么建立他们的'神话'的。
靠的不是口号，是靠实打实的东西——干净的城市、稳定的物价、工厂里的干劲。
这些东西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比一万篇报纸社论都有用。
坦恩的事故戳穿了那层神话的一角，但只是一角。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一角扩大——它本身扩不大，事故就是事故，德国人已经把它定性为操作失误了，他们处理得还算干净。"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酒，继续说：
"我们要做的是让它成为一个'符号'。
德国人不是宣传他们说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吗？
这次事故就是'井然有序'下面的裂缝。
不用把它说得太大，也不用说得太久。
只要在读者脑子里留下一个印象就够了——他们也会犯错，他们也没那么好。
有了这个印象，后面的对比就好做了。"
范德比尔特听着，把雪茄最后一段掐灭在烟灰缸里。
"舆论的事就说到这里。梅耶先生负责把节奏稳住，节奏一定要把握好，别太急，别让人觉得是我们故意抹黑，要把火候做得像是新闻界自发的思考，而不是我们推的。
各位手上都有渠道，但别在一个方向上用力过猛，别让柏林那边看出统一的调门。
他们内部有懂行的，过于整齐的舆论攻势反而会让他们警觉。"
桌子上的威士忌杯各自被端起来喝了一口，算是默认。
科温顿把身子往前倾了倾，胳膊肘撑在桌面上，
"舆论的事说完了，我来说说生产。
各位，现在前线吃紧，美共那边的兵力在膨胀，我们后方的厂子不能停。
我问你们一个实际问题——工人们的工资涨了三成了，原材料价格涨了五成，成品出厂价才涨了两成。
这个剪刀差谁填？"
阿什福德爵士把酒杯放在桌面上，大声说道。
"工人工资不能降。
降了就罢工，现在罢工潮已经不少了，再降会出大乱子。
原材料那边可以换个采购渠道——南美和非洲还有几条路线没被完全封死，比现在的供应商便宜一成半左右，但周期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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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坐落在第五大道靠近华盛顿广场公园的位置，外表不显眼，灰褐色砂岩外墙，门廊窄小，连门牌号都只刻在一块不到巴掌大的铜牌上。
但从大门进去之后，内部的装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深色胡桃木护墙板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壁炉里的火焰正把一整块桦木烧得噼啪作响，水晶吊灯的光线经过三层黄铜灯罩的过滤，落在桌面上时已经变成了温润的琥珀色。
长桌周围坐了五个人。
桌面上没有铺桌布，深色的木纹上直接摆着几杯威士忌、一只冰桶和一盒没拆封的哈瓦那雪茄。
五个人都穿着做工精细的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但外套都脱了搭在椅背上，衬衫的袖扣解开了一颗。
气氛松弛到了让人误以为是老友聚会的地步，但如果凑近了听他们说的话，就会发现松弛只是表象，桌面上流动的东西远比闲聊要锋利得多。
坐在长桌顶头的是温思罗普·范德比尔特。
六十三岁，头发全白但浓密，体型偏瘦，手指上常年夹着一支细雪茄。
他已经从家族企业的日常经营中退下来了，但他名下仍然控制着东西海岸多家银行和钢铁公司的股权。
他是那种不需要名片来证明自己是谁的人，在这张桌子上的话语权来自于他身后那一整个世纪初积累下来的财富网络，像一棵老树的根系在地下伸展出去，肉眼看不见但随便碰一下哪一根都会牵动半片森林。
他对面坐着的是阿莫斯·科温顿。此人五十五岁，肩膀宽厚，面孔红润，一看就知道饭桌上的应酬没少过。
他的主业是军工制造业——从步枪的枪管毛坯到火炮的炮架铸件，什么东西能塞进子弹壳里运往前线他就生产什么。
自内战的氛围愈演愈烈以来，他的工厂几乎二十四小时不停转，订单排到了明年年中。
他喝威士忌的方式跟谈话的方式一样直接：倒满，一口喝了三分之一，然后把杯子放回桌面，指节轻轻敲了两下杯壁。
坐在范德比尔特右手边的是两个来自欧洲的面孔。
一个是法国人，德·拉·罗什伯爵，通称"伯爵"。
四十九岁，瘦高，领带是绸缎质地的深紫色，袖口的法式折叠袖用银质扣针别着。他是法国革命后逃出来的那一批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英国短暂停留了一年，后来辗转到了纽约。
他手里还攥着一些在中非和西非的矿产权益，虽然现在那些矿已经被新法国政府收归国有了，但他手里有矿产权的法律文件原件，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那些文件或许还有用。
另一个欧洲人是英国人，詹姆斯·阿什福德爵士，五十八岁，是英国王室出逃前最后一批撤走的贵族银行家之一。
他在伦敦金融城干了三十多年，逃到加拿大后又从加拿大搬到了美国，把大部分能带走的流动资产换成了美元和黄金，存在纽约几家私人银行的保险库里。
坐在桌尾的那个人是这次聚会的召集人，但他坐在末尾的位置本身说明了他在这张桌子上的排位。他叫奥古斯特·梅耶，是《纽约时报》的控股股东之一，同时也持有中西部几家报纸和几家广播电台的股份。
在这张桌子上，他的角色是执行层。
范德比尔特把雪茄在烟灰缸边缘磕了磕，开口的声音不高，但整张桌子上的人都安静下来了。
"各位今天来之前，想必都已经看过了这几天的报纸。"
他的目光在桌面上扫了一圈，
"梅耶先生，您先说说效果怎么样。"
梅耶身体微微前倾。他的手掌平放在桌面上，指尖相对，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形状。
"非常好。"
他说，
"坦恩飞艇事故的报道覆盖了二十三家主流报纸的头版或二版，广播方面也跟进了三轮。
我们用了'治理缺陷'和'执行不力'两个锚点来做核心框架，这两个锚点击中了德国宣传中最敏感的地方——他们一直标榜自己的行政效率和群众路线。
现在我们让他们自己体系里的一个漏洞自己浮上来，人们会怀疑'既然飞艇管不住，那别的呢？'"
阿什福德爵士把威士忌杯端起来晃了晃，冰块在杯壁上碰出清脆的响声。
"时效性抓得好。事故发生后第四天就铺开了全美范围的头版覆盖，这个速度说明底层的渠道是通畅的。
问题在于下一步——"
他偏头看着梅耶，
"媒体上的热度一般维持不了太久。我们接下来怎么让它延续？"
梅耶早有准备。
"后续还有两轮可以打。第一轮我们已经安排了几位'航空安全专家'——其实是从英国流亡政府那边请的技术顾问——通过非正式渠道再发几篇分析文章，把话题从'飞艇事故'延伸到'红色工业体系的安全标准普遍低于国际水平'。
第二轮可以找一个更软的角度，比如采访遇难者家属、挖掘那些俱乐部会员的日常生活，把话题从安全标准转到'这些人本来可以不必死'，然后把矛头指向德国基层行政机构的'冷漠'和'官僚主义'。
把一个事故变成一个故事，故事比事故更持久。"
科温顿把杯子放下，指节在杯壁上又敲了两下。
"故事留着慢慢讲。我说现在更需要的是节奏——欧洲那边的人越看越觉得德国人有组织有效率，我们得让美国读者脑子里多一根怀疑的刺。
这根刺扎进去了，后面真打起仗来，老百姓才会觉得'那边也没那么好'。
这是准备工作，不是舆论战，是心理战。"
德·拉·罗什伯爵一直没有说话。
他靠在椅背上，左手端着酒杯，右手食指漫不经心地在杯沿上来回划着圈。
这时候他慢慢把杯子放了下来，开口时声音带着法语区特有的那种柔软的鼻音，
"我同意科温顿先生的方向。但我想补充一层。"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
"我们在欧洲的时候，见过德国人是怎么建立他们的'神话'的。
靠的不是口号，是靠实打实的东西——干净的城市、稳定的物价、工厂里的干劲。
这些东西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比一万篇报纸社论都有用。
坦恩的事故戳穿了那层神话的一角，但只是一角。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一角扩大——它本身扩不大，事故就是事故，德国人已经把它定性为操作失误了，他们处理得还算干净。"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酒，继续说：
"我们要做的是让它成为一个'符号'。
德国人不是宣传他们说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吗？
这次事故就是'井然有序'下面的裂缝。
不用把它说得太大，也不用说得太久。
只要在读者脑子里留下一个印象就够了——他们也会犯错，他们也没那么好。
有了这个印象，后面的对比就好做了。"
范德比尔特听着，把雪茄最后一段掐灭在烟灰缸里。
"舆论的事就说到这里。梅耶先生负责把节奏稳住，节奏一定要把握好，别太急，别让人觉得是我们故意抹黑，要把火候做得像是新闻界自发的思考，而不是我们推的。
各位手上都有渠道，但别在一个方向上用力过猛，别让柏林那边看出统一的调门。
他们内部有懂行的，过于整齐的舆论攻势反而会让他们警觉。"
桌子上的威士忌杯各自被端起来喝了一口，算是默认。
科温顿把身子往前倾了倾，胳膊肘撑在桌面上，
"舆论的事说完了，我来说说生产。
各位，现在前线吃紧，美共那边的兵力在膨胀，我们后方的厂子不能停。
我问你们一个实际问题——工人们的工资涨了三成了，原材料价格涨了五成，成品出厂价才涨了两成。
这个剪刀差谁填？"
阿什福德爵士把酒杯放在桌面上，大声说道。
"工人工资不能降。
降了就罢工，现在罢工潮已经不少了，再降会出大乱子。
原材料那边可以换个采购渠道——南美和非洲还有几条路线没被完全封死，比现在的供应商便宜一成半左右，但周期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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