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两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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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课，比陶爱民想的紧，也比他想的松。
紧的是时间表。一年级上学期，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导论、经济数学、会计学、英语、体育，六门课排满上午；松的是下午和晚上——下午多半是自习，晚上教室开到十点。他把课表抄了两份，一份贴在床头，一份折起来放进账本，然后用铅笔，在课表的空当里，一格一格填进了另一份“课表“。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九点，教室；九点到十点，回宿舍的路上绕两站路——储蓄所门口、邮局边上，看看，听听，不动手。周六下午课后，动身。周日夜车，周一早晨七点二十进教室。
买卖嵌进课表里，像一颗钉子钉进木头，严丝合缝，但一根毛刺都不露。
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阶梯教室一百多人。老师五十多岁，姓程，讲商品的两重性，讲到一半，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复利题：本金一百，年息一分，复利计算，十年之后几何？
教室里翻书包找笔的声音响成一片。陶爱民没动笔——这个数他不用算。旁边伸过来一个脑袋，一张草稿纸拍在他桌角，纸上已经列好了算式，一列到底，得数写在最末，还画了个圈。
那是个瘦高个，上衣口袋里插着三支笔，镜片后面的眼睛不看你，只看数。
“二百五十九块三毛七。“那人说，“你算的呢？“
“一样。“
“你没动笔。“
“背过。“
瘦高个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像验一张钞票的水印。然后他把草稿纸抽回去，在角上写了三个字递过来：周文远。
下课铃响，程老师从讲台上下来，路过他们这排，看了一眼周文远的草稿纸，又看了一眼陶爱民，什么也没说，走了。
从那天起，周文远就和陶爱民坐一块了。
周文远是云州下面一个县的人，父亲在粮站管秤。他有个毛病，见什么都记数：食堂的菜价，他记了一个月的流水，白菜豆腐三毛，肉片五毛，结论是每周二打菜最合算，因为掌勺的师傅周二换班，手抖；课堂到宿舍的路，他量过步数，一千一百二十步，抄近道省八十步，一学期省下的时间“够睡六个懒觉“。
“你记这些干什么？“陶爱民问过他。
“数不会骗人。“周文远推了推眼镜，“人会。“
陶爱民没接话。这句话，前世他在多少份报表、多少个汇报材料里验证过——数字本身不撒谎，可数字是可以被喂大的：注水的增速、藏起来的坏账、只报喜的简报。他后来在无数个会议室里练出一双耳朵，谁报数的时候声音发飘，他就让谁把数掰开了重报。这样的人，眼前就坐着一个，只是这一个是用数管自己的。他只是把这句话记下了——这个人，值得处。
十月底，第一趟临江线。
临江的货比汉丰好收，也比汉丰贵。省会地面，机关工厂多，持券的人多，私下转手七九折上下——比合肥高了七个点，可他省下了四天的长途，一夜火车一个来回，不缺一节课。
第一笔是在纺织厂门口收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攥着一张五十块面值的八八年券，在厂门口转了三天——儿子定亲，女方要一百块钱的“见面礼“，家里差四十。信用社不办提前兑付，票贩子只给三十五。陶爱民给了他三十九块五，七九折，老师傅捏着钱，手直抖，连声说“学生伢你亏了亏了“。
不亏。陶爱民收券，从第一天起就立了三条规矩：不收急红了眼的——人家等着钱救命，七九折也是趁人之危，他不挣这个；不跟地头蛇抢定点——他隔天换地方，蜻蜓点水；不抬价抢客——价钱开出去是多少就是多少，爱卖不卖。头两条是良心，第三条是脑子：他一起头，临江地面就会有人学，价钱一抬，这条路大家一块儿死。
他收得极有章法：不蹲集市，不定点，储蓄所门口、厂区夜市、邮局台阶，隔天换一个地方，每处不超过半个钟头，价钱开七九，明价，现钱，不还价也不抬价。
验券的手法，他也是在纺织厂门口那几天练出来的。老师傅们递过来的券，有的在棉袄里层捂了一冬，潮乎乎的，有的折了又折，折痕快断了他的办法是三步：先对着日头看暗记，八七年券的暗记在左下角，迎光斜过来一个虚影；再用指腹捻纸，真券是专用纸，涩中带韧，报纸的仿品一摸就发绵；最后点数只点一遍，一遍用心，胜过三遍走神。有一回一个小贩模样的递来两张拼接券，两边都是真的，中间接的——他捏着那道接缝，没说破，只把券退回去：“这张我不要，换一张。“对方脸红了一下，换了。他不揭人短——做这行的，脸就是本钱，撕破一回，结下的就是仇。
两个星期，零零碎碎收进面值七千二百块，付出五千六百八十八块。
十月二十七号，周六，下了课直奔车站。夜车，十月二十八号清早五点半到上海，七点半门市部开门，他排在头几个。三千六百块面值的八七年券，九十七块五，三千五百一十；两千一百六十的八八年券，九十七，两千零九十五块二；一千四百四十的八九年券，九十六块五，一千三百八十九块六。合计六千九百九十四块八。
当天下午的车返程，周日夜里过汉丰，周一早晨六点五十到临江，七点二十，他坐进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室，身上还带着一股绿皮车的煤烟味。
下课的时候，周文远抽了抽鼻子：“你周末回家了？“
“嗯。“
“你家是汉丰的吧。来回四十几块，“周文远心算了一下，“你家一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
“五十六。“
“车费占十六块。“周文远盯着他看了两秒，“坐月台票能省两块。“
“省两块要多站六个钟头。“陶爱民说，“不划算。“
周文远想了想，点头，认了。他没再问下去。有些人问话像拆包裹，一层一层非拆到底；周文远不，他见了数就收手，数之外的事，他当作别人的口袋，不翻。
夜里，宿舍熄了灯。陶爱民在被窝里翻开账本，就着手电的光，把这一趟合了账：
本钱五千六百八十八，出手六千九百九十四块八，车饭钱四十五，净落一千二百六十一块八。账上，七千零一块七毛五。
从四千二百块起步，四个月，本钱翻了将近一倍。他看着这个数，没有多想高兴的事，笔尖在底下又添了一行：
临江的货源，快见底了。市面上抬价的人多起来了——十一月，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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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九点，教室；九点到十点，回宿舍的路上绕两站路——储蓄所门口、邮局边上，看看，听听，不动手。周六下午课后，动身。周日夜车，周一早晨七点二十进教室。
买卖嵌进课表里，像一颗钉子钉进木头，严丝合缝，但一根毛刺都不露。
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阶梯教室一百多人。老师五十多岁，姓程，讲商品的两重性，讲到一半，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复利题：本金一百，年息一分，复利计算，十年之后几何？
教室里翻书包找笔的声音响成一片。陶爱民没动笔——这个数他不用算。旁边伸过来一个脑袋，一张草稿纸拍在他桌角，纸上已经列好了算式，一列到底，得数写在最末，还画了个圈。
那是个瘦高个，上衣口袋里插着三支笔，镜片后面的眼睛不看你，只看数。
“二百五十九块三毛七。“那人说，“你算的呢？“
“一样。“
“你没动笔。“
“背过。“
瘦高个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像验一张钞票的水印。然后他把草稿纸抽回去，在角上写了三个字递过来：周文远。
下课铃响，程老师从讲台上下来，路过他们这排，看了一眼周文远的草稿纸，又看了一眼陶爱民，什么也没说，走了。
从那天起，周文远就和陶爱民坐一块了。
周文远是云州下面一个县的人，父亲在粮站管秤。他有个毛病，见什么都记数：食堂的菜价，他记了一个月的流水，白菜豆腐三毛，肉片五毛，结论是每周二打菜最合算，因为掌勺的师傅周二换班，手抖；课堂到宿舍的路，他量过步数，一千一百二十步，抄近道省八十步，一学期省下的时间“够睡六个懒觉“。
“你记这些干什么？“陶爱民问过他。
“数不会骗人。“周文远推了推眼镜，“人会。“
陶爱民没接话。这句话，前世他在多少份报表、多少个汇报材料里验证过——数字本身不撒谎，可数字是可以被喂大的：注水的增速、藏起来的坏账、只报喜的简报。他后来在无数个会议室里练出一双耳朵，谁报数的时候声音发飘，他就让谁把数掰开了重报。这样的人，眼前就坐着一个，只是这一个是用数管自己的。他只是把这句话记下了——这个人，值得处。
十月底，第一趟临江线。
临江的货比汉丰好收，也比汉丰贵。省会地面，机关工厂多，持券的人多，私下转手七九折上下——比合肥高了七个点，可他省下了四天的长途，一夜火车一个来回，不缺一节课。
第一笔是在纺织厂门口收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攥着一张五十块面值的八八年券，在厂门口转了三天——儿子定亲，女方要一百块钱的“见面礼“，家里差四十。信用社不办提前兑付，票贩子只给三十五。陶爱民给了他三十九块五，七九折，老师傅捏着钱，手直抖，连声说“学生伢你亏了亏了“。
不亏。陶爱民收券，从第一天起就立了三条规矩：不收急红了眼的——人家等着钱救命，七九折也是趁人之危，他不挣这个；不跟地头蛇抢定点——他隔天换地方，蜻蜓点水；不抬价抢客——价钱开出去是多少就是多少，爱卖不卖。头两条是良心，第三条是脑子：他一起头，临江地面就会有人学，价钱一抬，这条路大家一块儿死。
他收得极有章法：不蹲集市，不定点，储蓄所门口、厂区夜市、邮局台阶，隔天换一个地方，每处不超过半个钟头，价钱开七九，明价，现钱，不还价也不抬价。
验券的手法，他也是在纺织厂门口那几天练出来的。老师傅们递过来的券，有的在棉袄里层捂了一冬，潮乎乎的，有的折了又折，折痕快断了他的办法是三步：先对着日头看暗记，八七年券的暗记在左下角，迎光斜过来一个虚影；再用指腹捻纸，真券是专用纸，涩中带韧，报纸的仿品一摸就发绵；最后点数只点一遍，一遍用心，胜过三遍走神。有一回一个小贩模样的递来两张拼接券，两边都是真的，中间接的——他捏着那道接缝，没说破，只把券退回去：“这张我不要，换一张。“对方脸红了一下，换了。他不揭人短——做这行的，脸就是本钱，撕破一回，结下的就是仇。
两个星期，零零碎碎收进面值七千二百块，付出五千六百八十八块。
十月二十七号，周六，下了课直奔车站。夜车，十月二十八号清早五点半到上海，七点半门市部开门，他排在头几个。三千六百块面值的八七年券，九十七块五，三千五百一十；两千一百六十的八八年券，九十七，两千零九十五块二；一千四百四十的八九年券，九十六块五，一千三百八十九块六。合计六千九百九十四块八。
当天下午的车返程，周日夜里过汉丰，周一早晨六点五十到临江，七点二十，他坐进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室，身上还带着一股绿皮车的煤烟味。
下课的时候，周文远抽了抽鼻子：“你周末回家了？“
“嗯。“
“你家是汉丰的吧。来回四十几块，“周文远心算了一下，“你家一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
“五十六。“
“车费占十六块。“周文远盯着他看了两秒，“坐月台票能省两块。“
“省两块要多站六个钟头。“陶爱民说，“不划算。“
周文远想了想，点头，认了。他没再问下去。有些人问话像拆包裹，一层一层非拆到底；周文远不，他见了数就收手，数之外的事，他当作别人的口袋，不翻。
夜里，宿舍熄了灯。陶爱民在被窝里翻开账本，就着手电的光，把这一趟合了账：
本钱五千六百八十八，出手六千九百九十四块八，车饭钱四十五，净落一千二百六十一块八。账上，七千零一块七毛五。
从四千二百块起步，四个月，本钱翻了将近一倍。他看着这个数，没有多想高兴的事，笔尖在底下又添了一行：
临江的货源，快见底了。市面上抬价的人多起来了——十一月，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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