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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十岁

    转眼间,过去了五年,这五年里,姜家变化最大的是三房。

    姜知平手里那一摊子还是杂货和栈房,不出彩,也不出错。可是姜家这几年出的新东西,一样一样都要落地,香要卖,脂粉要卖,玻璃器要卖,卖就要扩铺面、要栈房、要车马。

    这些琐碎的事,落在三房手上。

    姜知平做得不错,他这个人本来就会看眼色,会说话,跟底下人合得来。香料铺子在城东开了第二间,脂粉在茶栈里搭着卖,玻璃器不铺货,只在城西那一间门面卖,每月只出四十件,而这一间门面也是他盯着的。

    承熙十九年年底分红,三房那一成,比前一年多了一倍还拐弯。

    何秀珠头一回给自己打了一套金头面。

    她拿回家那天,姜知平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戴。”

    “会不会太扎眼?”

    “大嫂二嫂都有。”

    何秀珠戴了两日,第三日收进匣子里去了。她跟姜知平说,还是等年下再戴。

    姜知平那阵子常在外头喝酒,他从前也喝,喝的是城南那几家小馆子,三五个人,喝完各自回家。这两年不一样了,请他的人多了,去的地方好了,桌上坐的人也不一样了。

    有一回他回来得很晚,身上一股酒气,何秀珠替他脱鞋。

    “今日又是谁请?”

    “城北那个开银楼的。”姜知平躺在榻上,两只手枕在脑后,“他问我,姜家那个玻璃,能不能给他捎带着卖。”

    “你怎么说。”

    “我说这是二房定的规矩,一月只出四十件,铺不了货。”

    何秀珠“嗯”了一声。

    “他说,”姜知平忽然又开口,“他说,四十件是明面上的四十件。”

    屋里静了一下。

    “你别乱来。”何秀珠说。

    “我乱什么来。”姜知平翻了个身,“我又没应他。”

    他确实没应,那一年他什么也没做。只是从那天起,他心里多了一个从前没有的念头:家里这些新东西,是从昭哥儿那儿出来的,方子在昭哥儿手上,账走的是公中的账。他这一成分红,说到底是二房和大房赏的。

    这个念头很突然,他自己都没当回事。

    船场被封的那二十天,三房也慌了,那几日姜知平在外头跑得最勤。老太爷发过话,谁也不许去打点,他也不能干等着,成天出去打听消息。城里但凡有一点风声,他当天就带回来。

    有一天夜里他从外头回来,喝了点酒,在主院跟他大哥多说了一句话。

    “大哥。”他说,“我们家这几年出的这些东西,玻璃也好,香也好,方子都在昭哥儿一个人手上。”

    姜知安抬起头:“你想说什么?”

    “我没想说什么。”姜知平说,“我就是觉得,他一个人身上系着这么多,太重了。”

    “哪天他有个好歹——”

    “闭嘴。”姜知安说,“这些都是昭哥儿想的,没他想,我们也赚不到这些钱。“

    姜知安情绪也上来了,“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要是被二弟听到了,别怪我不帮你说话。”

    姜知平赶紧摆手,说自己喝多了。

    这件事那天夜里就过去了,谁也没往心里去。

    姜硕这几年不好过,三房的日子起来了,姜知平和何秀珠就动了心思,从前他们不敢想,如今敢想了。

    同是姜家的孙子,昭哥儿六岁中童生,硕哥儿多读几年凭什么不能中个秀才?

    那两年姜硕的日子是这样的,卯时起,念书到辰正去书院,散学回家再念到掌灯。不许出门,不许跟人玩。何秀珠每隔三日就让姜知平去书院一趟,问方夫子他这几日背得怎么样。

    有一阵子她甚至坐在书院外头等。

    姜硕话越来越少,他本来就不聪明,这一点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认字比别人慢,背书背了忘。从前他只是慢,如今他是怕,怕念不出来要挨骂,挨了骂更念不进去。

    承熙二十年春天,姜昭在书院后头那排堆书的屋子里撞见了他。

    她是去找一本旧志的,推门进去,看见姜硕蹲在墙角,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她把门轻轻带上,没有出去,她在他旁边蹲下来,没说话。

    蹲了很久,姜硕抬起头,看见是她,慌得要去擦脸,越擦越糊。

    “昭哥儿——”

    “硕哥哥。”

    “我……我方才是……眼睛里进了灰。”

    “嗯。”姜昭说,“这屋里灰是挺大的。”

    姜硕哭得更厉害了,他哭了一刻钟,哭完抽抽搭搭地说了一堆话。说他娘每日问他背了多少,说他昨日把《孟子》的一段背错了两处,说他爹现在跟人说话,会提一句“我们家两个读书的”。

    “可我不是读书的。”他说,“我念不出来。”

    “我知道。”

    姜硕愣住了,他其实一直在装自己喜欢读书,但姜昭居然知道。

    “我坐在你前头三年。”姜昭说,“你背书的时候嘴唇在动,眼睛在看别处。你背的不是意思,你背的是声音。”

    姜硕把脸埋回去了,“那我怎么办。”

    姜昭想了一会儿。

    “硕哥儿,你记账记得清不清?”

    “……什么?”

    “上回过年守岁打牌,你算我们输赢算得可清楚了......去年铺子里点货,你跟着三叔去了一趟,回来就说漏了两箱,是不是?”

    姜硕点了点头。

    “那两箱后来找着了吗?”

    “找着了。在栈房西头。”

    “你怎么知道在西头?”

    “因为进货那天下雨,西头有棚。”姜硕说得很快,说完自己也怔了一下。

    姜昭看着他,“你看,你不笨。”她说,“你只是背书不行。”

    姜硕的眼睛慢慢睁大了,“可是我爹娘——”

    “这件事我去说。”姜昭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你还是去书院。”她说,“书要读,字要认,账要看得懂,读书不是只为了考试。”

    那年四月,姜昭跟三叔三婶说了一次话。

    她说得很客气,说夫子说了,读书不要拘泥于书本上,科举考试也有很多事务题.......硕哥儿记性好,栈房那边正缺一个能认得清货、又信得过的人,很适合历练.......当然读书还是得照读,考试待时机成熟就去考,毕竟咱们家有钱,读到什么时候都供的起。

    何秀珠当场就红了眼睛,姜知平在旁边听着,一直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跟何秀珠说:“我们别逼他了。”

    “可是——”

    “我们都知道他不是那块料。”姜知平说,“我也不是。”

    那年夏天,姜硕开始跟着三叔去栈房,他在栈房里是另一个人。点货、记数、安排伙计,一天下来不喊累。有一回他发现一批茶叶受了潮,是从堆放的位置上看出来的,替家里省了三十几贯。

    他跟姜昭说这件事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老太爷这几年清闲下来了。

    生意有儿子,船场有孙子,香料有二房,脂粉有两个媳妇,他这个当家的忽然没什么可管了。

    他一开始不习惯。有半年他每日照旧去账房坐着,坐到儿子们看见他就紧张。

    后来姜昭突然问了他一件事,“爷爷,城南那一段路,今年还修吗?”

    “那是县里的事,我也不知道。”

    “县里哪有钱?”姜昭说,“冯大人去年借我们家的船清沟,立了字据,今年还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事,每年都有,钱年年不够。”

    老爷子看出来姜昭若有所指,把茶盏放下了,“昭哥儿,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我们家年年捐输,捐的是钱,钱进了官库,我们却不知道它花到哪儿去了。”她说,“反正都是捐,还不如自己做几件。”

    老太爷坐直了一些,“我们能做什么?”

    “修桥补路、义诊施粥,这些可以年年做,全江南都知道姜家有钱,姜家做的善事也都可以做在明处。”

    老爷子听完没有马上回答,他自己在院子里想了三天,第四天他把三个儿子叫到主院,定了三件事:

    一,城南到城东那一段路,姜家年年出钱修一段,八月动工,入冬前完,修不完来年继续。

    二,药铺每年腊月到二月,给城里的穷人义诊、施药,药钱姜家出,这一条交给孟大夫和阿栀。

    三,族里办义学,请两位先生,姜家出束脩,族里穷人家的孩子都能来念;外姓的也收,收十个。

    第三条是老太爷自己加的。

    姜知安当时问了一句:“爹,外姓的也收?”

    “收。”老爷子说,“我小时候想念书没人教。这世上不识字的人太多了。”

    这三件事做了三年,平江府城里没有人不知道。

    老太爷渐渐有了一个新的生活,每日上午在主院见人,见退下来的老掌柜,见族里的老人,见来谢的人;下午晒太阳,看着族学的孩子在院子里跑。

    那几年他最常做的一件事,是站在正堂北墙那幅画底下,跟第一次来的人说那是一位游方画师给他画的。说了几十遍,脸上的神色一次也没变过。

    这五年里,姜昭的日子其实很规矩。

    上午在书院,跟着山长念书,四书讲完了,五经讲了三经,山长给她定的本经是《尚书》不是她选的,是山长选的,理由一句话:你将来要办事,办事的人读这一经。

    下午的时间才是她自己的。这五年她真正学会的,不是玻璃,不是香,也不是画。是一件更笨的事:把想的东西,变成别人也能做的东西。图纸、样板、册子、单子、标线、分档、抄本,她这五年做的所有事情,剥到最后都是同一件——授人以渔。

    山长看出来了,一日,讲完书,他没有让她走。

    “你这几年,除了念书,在外头做的那些事,我都听说了。”

    姜昭站住了,有些忐忑,“先生。”

    “我不问你做了什么,也不问你怎么做的。”沈山长把书合上,“我问你一句别的,你做那些,图什么?”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图往后不必从头来。”姜昭说。

    “说明白些。”

    “船场那六个老师傅,手上的本事是三十年练出来的。他们老了,本事就没了。”她说,“样板开出来以后,他们的本事在架子上,往后的人照着做,三个月就上手。”

    “药铺的孟大夫也是,他一辈子的方子在他脑子里,他一死就断了,如今有人替他抄下来了。”

    “我做的都是这一件事,把散在人身上的东西,挪到纸上、板上、册子上。”

    沈山长听完,很久没有说话,然后神情变得认真,“姜昭。”

    “学生在。”

    “秋天下场。”

    姜昭抬起头。

    山长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那株老梅今年结的青果格外多,落了一地没人捡。

    “县试那一年,我押了一把,赢了。”他说,“那一把之后我跟你说过,往后你不必再赶,这四年你没赶,我很满意。”

    “如今这四年过去了。”

    “院试是学政主考,一路一考,糊名,弥封,不看是谁家的孩子,也不看你是不是县案首。”他转过身,“这一场我押不了,这一场只看你自己。”

    姜昭行了一礼,“学生明白。”

    “我还有一句。”山长说,“倘若这次中了生员,你今后就是有功名的人了,功名这个东西,进了身,就退不出来。往后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得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将来要为官之人该说的。”

    那年夏天的最后一月,程瑞跟她说了一件事。

    两个人在河边坐着,程瑞今年十岁,个子蹿得比她高一头,手里照旧拿着吃的,“我爹要我去铺子里学看料了。”

    “看什么料?”

    “瓷料、木料,还有给你家供的船料。”程瑞咬了一口手里的东西,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家的规矩,十岁就得下铺子。”

    “那你以后就不能天天来了?”

    “隔一日来。”

    两个人坐了一会儿。

    “昭儿。”

    “嗯。”

    “夫子说,你秋天要考试了?”

    “要考的。”

    “那考完呢?”

    “考完还有别的考。”

    程瑞叹了一口气,长得很夸张,“你这辈子怎么这么惨。”

    姜昭笑了,“我不惨!”

    “你惨。”程瑞说,“我这辈子最多就是看看料、吃吃东西、娶个媳妇。你呢?你得一直考,考完要做官,做官要挨骂。”

    他把手里那包东西往她那边推了推,“不过你要是真做了官——”

    “怎的?”

    “我就跟人说,那个官小时候跟我一块儿翻过墙,吃过饼。”

    那年秋天之前,她把那只木匣收进了柜子最底下一格。匣子里是七根废掉的轴:铜的、铁的、牛角的、硬木的、瓷的,还有两根磨到一半断了的,每一根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写着坏在哪儿。

    那一年做成的东西已经在三个人身上了,一只在海上,一只在北边,一只在她自己案头。可是她记得那六回失败,记得腊月里坐在案前看着一堆废轴发呆的那个自己。

    她十岁那年秋天,是这么一个样子——

    个子还是小,在同龄的孩子里算矮的。话仍然不多,可是家里人都发现,这孩子如今说话是最有意思的,她跟爷爷说话能把老爷子哄得连喝三杯茶,跟爹说话三句就说到账上,跟娘说话最赖,动不动就往人身上一靠她在大哥面前永远是最小的那个。姜砚回府晚了,她坐在门槛上等,等到了也不说话,就跟着他走回去。

    她还是每年给北边的二哥写六封信,写的都是家里的事:这个月香料铺子出了什么新香,脂粉行又招了几个婶子,硕哥儿如今在栈房里点货点得多好,爷爷今年又修了哪一段路。

    姜砥的回信一年不多,只有两三封,字写得很大,错字不少,最后一句永远是同一句:我很好,别惦记,替我问父母安。

    那年八月,院试,考场在府城,她去的那天,姜家还是只去了两辆车,她坐在车上,掀开帘子往外看。

    远处的城门口已经排起了队。

    十岁了,这是她到这个世上的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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