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三十块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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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六，邮局一开门，他就去了。
日子是他算好的：初六寄信，初七到舅舅手里；舅舅性子急，最迟初八必有回音；钱若顺当，初十前后到手——开学在正月十六，前后不耽误。借钱这种事，跟赶车一样，得把每一站的钟点都排进去。
给舅舅的信，他在宿舍写了三遍。头一遍写了“上海“两个字，撕了——地名一出，舅舅要问，问了他就得编。第二遍写了“稳赚“，也撕了。最后一遍，落笔是这样的：
“舅舅：年好。我手头有个稳当的投资，本钱凑不齐，想借两万，半年之内连本带利还清，利息照旧。买卖的路数，等钱到手当面给您说囫囵。外甥爱民。“
“稳当“两个字他掂量了很久。稳当不是稳赚。他不骗舅舅，也不把话说满——话一说满，就成了卖假药的。
信封好，他又把信拆开看了一遍，把“路数“改成了“章程“。路数是江湖话，章程是买卖话。舅舅吃买卖话。
初八，电报到了。
邮电局的绿柜台上，电报纸推开，他一眼扫到底，八个字：
钱在，人来拿钱，勿误。
落款是舅舅的名字，电报挂号底下还压着一行小字：加急。
当天下午，他坐上长途汽车。四个钟头，土路，车窗插销坏了，一路漏风。车厢里挤着挑担的、抱鸡笼的，他把棉袄抱在胸前，靠着椅背装睡，谁搭话都只应一个字。
到邻县县城的时候，天已经擦黑。
舅舅的南北货铺子还没打烊。老头儿围着蓝布围裙，正在上门板，柜台上摆着一把油亮的老算盘，玻璃罐里装着桃酥和水果糖。看见他，把门板往墙上一靠：“吃了没？锅里有面。“
面里卧了两个鸡蛋。舅妈在灶间探出头，说了句长高了，又缩回去看火。
吃完面，舅舅从里屋的樟木箱底下取出一个报纸包。报纸揭开，两万块，十块面额的，一沓一沓码得整齐。
“点点。“
陶爱民没点。“舅舅点的，我信。“
“点。“舅舅把脸一沉，“亲兄弟明算账，这是你的规矩，也是我的。“
他点了。两百沓，一沓一百。点完，他从书包里取出写好的字据：借据两联，利息一分二，半年为期。舅舅接过去看了半天，忽然骂了一句：“见外。“
骂完，还是签了字，按了手印。
“利息我不要。“舅舅把字据收进抽屉，“我要你半年后回来，把这桩买卖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你打的什么算盘，赔了拿什么还，都得说。“
“行。“
“你就不怕我问，现在不说？“
陶爱民摇头：“现在说了，您这钱就得掂量一晚上。掂量完，八成还是借我，但您要担一夜的心。何必。“
舅舅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笑了：“你这个人，借钱先说赔，连让人操心都替人省了。怪得很。“
夜里睡在铺子阁楼上，木床，褥子薄，他听得见楼下上门板的响动，还有舅舅和舅妈压低声音说话——听不清，也不用听清。
临走，舅妈往他挎包里硬塞了两包桃酥：“路上吃。跟你妈说，铺子里都好。“舅舅站在门口，最后说了一句：“买卖上的事，胆子可以大，尾巴要收干净。“
他点点头。这句活，比两万块还沉。
第二天一早，坐头班车回临江。
初十，他给父亲去了信。
这封信更难写。给舅舅借的是买卖钱，给家里张口，动的是父母的底。
“爸：开春我有一件大事要办，需要家里支援五千块。这是最后一次跟家里借钱，往后只有往家拿的，没有往家要的。事成之后，我当面说给全家听。儿，爱民。“
信寄出去第五天，汇款单到了。邮政汇款，五千元整。
他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隔着铁窗，营业员点了五沓“大团结“推出来，他当场又点了三遍，一张不差。五千块揣在贴身的布袋里，走回学校的路上，他一只手一直没离开过胸口的那个位置。
附言栏里，父亲的铅笔字，就三个：
汇票，拿好。
没有多一个字。没有问干什么用，没有问稳不稳。
陶爱民捏着那张汇款单，在收发室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知道家里那个存折的分量——那是父亲跟秤杆子打了半辈子交道，一两一两攒出来的。五千块，是从里头割下来的一块肉。
父亲不问，不是不心疼。是不问——问了，怕儿子为难。
周文远的钱，是正月十四来的。
那天傍晚，周文远从三楼下来，手里攥着个手绢包，放在他桌上，打开——三沓钱，还有一张存款单。
“三千。“周文远说，“两年攒的。助学金、家教、抄写的活，都在里头。本来想买台计算器，再给家里捎台缝纫机。“
陶爱民看着他，没伸手。
“你那个投资，让我看着学。“周文远把钱往前推了推，“不要利息。就这一个条件。“
“账你随时看。每一笔。“陶爱民说，“但丑话在前——亏了，算我的，我打欠条，两年还清。“
“你打什么欠条，“周文远皱眉，“我是入伙。“
“你这三千，是学费，不是本钱。“陶爱民把钱收了，取出账本，当着他的面记了一笔，“学费我认。入伙我不收——你的钱来得比我苦，不能跟我一起押上去。“
周文远张了张嘴，到底没争。他盯着账本上那一行字看了半天，点头：“行。学。“
过了两天，他又下了趟三楼，把一沓纸放在陶爱民桌上——是他自己整理的上海各报刊关于证券的报道摘要，按日期排的，末尾一行小字：猜的。猜错了我只当练字。
陶爱民看完，把那沓纸收进自己的抽屉，什么也没说。两个人都懂：不说是规矩，猜是本分。
开学前一晚，宿舍里就他们两个。
桌上摊着一张纸，陶爱民一笔一笔合账：自有，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
合计：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八。
他把数字圈起来，然后把针线包从抽屉里取出来——母亲寄鞋垫时夹在包裹里的，针、顶针、一轴白线，还有一小截红蜡。
钱分成两份。厚的一份，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八，用白布裹了，缝进棉袄里襟。针脚学着母亲纳鞋底的走法，一针一针，线在红蜡上拖一遍再走，涩，结实。缝到一半，针尖扎了手指，他把指头含了一下，接着缝。
薄的一份，两万二，缝进后腰的夹层。
缝完，他把棉袄穿上，对着窗玻璃侧身照了照。看不出来。
“去哪？“周文远问。
“上海。“
“干什么的买卖？“
陶爱民把灯关了一半，只留床头一盏。
“到了上海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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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舅舅的信，他在宿舍写了三遍。头一遍写了“上海“两个字，撕了——地名一出，舅舅要问，问了他就得编。第二遍写了“稳赚“，也撕了。最后一遍，落笔是这样的：
“舅舅：年好。我手头有个稳当的投资，本钱凑不齐，想借两万，半年之内连本带利还清，利息照旧。买卖的路数，等钱到手当面给您说囫囵。外甥爱民。“
“稳当“两个字他掂量了很久。稳当不是稳赚。他不骗舅舅，也不把话说满——话一说满，就成了卖假药的。
信封好，他又把信拆开看了一遍，把“路数“改成了“章程“。路数是江湖话，章程是买卖话。舅舅吃买卖话。
初八，电报到了。
邮电局的绿柜台上，电报纸推开，他一眼扫到底，八个字：
钱在，人来拿钱，勿误。
落款是舅舅的名字，电报挂号底下还压着一行小字：加急。
当天下午，他坐上长途汽车。四个钟头，土路，车窗插销坏了，一路漏风。车厢里挤着挑担的、抱鸡笼的，他把棉袄抱在胸前，靠着椅背装睡，谁搭话都只应一个字。
到邻县县城的时候，天已经擦黑。
舅舅的南北货铺子还没打烊。老头儿围着蓝布围裙，正在上门板，柜台上摆着一把油亮的老算盘，玻璃罐里装着桃酥和水果糖。看见他，把门板往墙上一靠：“吃了没？锅里有面。“
面里卧了两个鸡蛋。舅妈在灶间探出头，说了句长高了，又缩回去看火。
吃完面，舅舅从里屋的樟木箱底下取出一个报纸包。报纸揭开，两万块，十块面额的，一沓一沓码得整齐。
“点点。“
陶爱民没点。“舅舅点的，我信。“
“点。“舅舅把脸一沉，“亲兄弟明算账，这是你的规矩，也是我的。“
他点了。两百沓，一沓一百。点完，他从书包里取出写好的字据：借据两联，利息一分二，半年为期。舅舅接过去看了半天，忽然骂了一句：“见外。“
骂完，还是签了字，按了手印。
“利息我不要。“舅舅把字据收进抽屉，“我要你半年后回来，把这桩买卖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你打的什么算盘，赔了拿什么还，都得说。“
“行。“
“你就不怕我问，现在不说？“
陶爱民摇头：“现在说了，您这钱就得掂量一晚上。掂量完，八成还是借我，但您要担一夜的心。何必。“
舅舅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笑了：“你这个人，借钱先说赔，连让人操心都替人省了。怪得很。“
夜里睡在铺子阁楼上，木床，褥子薄，他听得见楼下上门板的响动，还有舅舅和舅妈压低声音说话——听不清，也不用听清。
临走，舅妈往他挎包里硬塞了两包桃酥：“路上吃。跟你妈说，铺子里都好。“舅舅站在门口，最后说了一句：“买卖上的事，胆子可以大，尾巴要收干净。“
他点点头。这句活，比两万块还沉。
第二天一早，坐头班车回临江。
初十，他给父亲去了信。
这封信更难写。给舅舅借的是买卖钱，给家里张口，动的是父母的底。
“爸：开春我有一件大事要办，需要家里支援五千块。这是最后一次跟家里借钱，往后只有往家拿的，没有往家要的。事成之后，我当面说给全家听。儿，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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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隔着铁窗，营业员点了五沓“大团结“推出来，他当场又点了三遍，一张不差。五千块揣在贴身的布袋里，走回学校的路上，他一只手一直没离开过胸口的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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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爱民捏着那张汇款单，在收发室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知道家里那个存折的分量——那是父亲跟秤杆子打了半辈子交道，一两一两攒出来的。五千块，是从里头割下来的一块肉。
父亲不问，不是不心疼。是不问——问了，怕儿子为难。
周文远的钱，是正月十四来的。
那天傍晚，周文远从三楼下来，手里攥着个手绢包，放在他桌上，打开——三沓钱，还有一张存款单。
“三千。“周文远说，“两年攒的。助学金、家教、抄写的活，都在里头。本来想买台计算器，再给家里捎台缝纫机。“
陶爱民看着他，没伸手。
“你那个投资，让我看着学。“周文远把钱往前推了推，“不要利息。就这一个条件。“
“账你随时看。每一笔。“陶爱民说，“但丑话在前——亏了，算我的，我打欠条，两年还清。“
“你打什么欠条，“周文远皱眉，“我是入伙。“
“你这三千，是学费，不是本钱。“陶爱民把钱收了，取出账本，当着他的面记了一笔，“学费我认。入伙我不收——你的钱来得比我苦，不能跟我一起押上去。“
周文远张了张嘴，到底没争。他盯着账本上那一行字看了半天，点头：“行。学。“
过了两天，他又下了趟三楼，把一沓纸放在陶爱民桌上——是他自己整理的上海各报刊关于证券的报道摘要，按日期排的，末尾一行小字：猜的。猜错了我只当练字。
陶爱民看完，把那沓纸收进自己的抽屉，什么也没说。两个人都懂：不说是规矩，猜是本分。
开学前一晚，宿舍里就他们两个。
桌上摊着一张纸，陶爱民一笔一笔合账：自有，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
合计：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八。
他把数字圈起来，然后把针线包从抽屉里取出来——母亲寄鞋垫时夹在包裹里的，针、顶针、一轴白线，还有一小截红蜡。
钱分成两份。厚的一份，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八，用白布裹了，缝进棉袄里襟。针脚学着母亲纳鞋底的走法，一针一针，线在红蜡上拖一遍再走，涩，结实。缝到一半，针尖扎了手指，他把指头含了一下，接着缝。
薄的一份，两万二，缝进后腰的夹层。
缝完，他把棉袄穿上，对着窗玻璃侧身照了照。看不出来。
“去哪？“周文远问。
“上海。“
“干什么的买卖？“
陶爱民把灯关了一半，只留床头一盏。
“到了上海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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