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周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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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第三天，宿舍楼空了大半。
水房的水管冻上，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暖壶的滴水声。陶爱民每天七点半起床，去教学楼三楼那间大教室——假期开放的两间教室之一。教室里生不起炉子，全靠一身棉衣扛。
教室里通常只有一个人：周文远。
周文远家在云州山区，来回车票加两趟转运，要十四块。他说得直白：“十四块，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书在哪都能看。“
两个人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各占一头。
周文远在看统计学。下学期的课，他提前自学，教材从图书馆借的，假期只准借七天，他抄。不只抄公式，书上的例题，他一道一道重新算过，算完在页边标上日期。陶爱民瞟过一眼，三十多道例题，没有一处涂改。
陶爱民抄的是政策合订本。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社论、价格调整的文件，他把里头带数字的段落全摘下来，按行业分栏：粮、棉、油、煤、运。
两个人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中午一起去食堂，打饭，回来接着干。傍晚去水房抬一趟水，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也不怎么说话。
有一回抬水，周文远忽然开口：“你们那的雪，落地就化？“
“临江靠江，湿冷。“陶爱民说，“云州的雪呢？“
“能积一冬天。“周文远说，“我小时候最高兴下雪——下雪粮站不进出库，我爸能在家歇一天。“
水桶在扁担上晃，两个人的白气在路灯底下缠到一起。
“过年不回，家里不惦记？“陶爱民问。
“我妈不识字，我妹替她写信，一封信一个礼拜。“周文远说，“我留校挣家教的钱，开春给我妹交学费，我妈能高兴一正月。“他顿了顿，“你呢？“
“家里知道我留校，信里都交代过了。“
周文远点点头，没再问。走了几步，他忽然又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留下不是看书。看书的人，眼睛在书上；你的眼睛，一半在账上。“
陶爱民笑了一下，没接。雪在脚底下咯吱咯吱地响。
有一回陶爱民抬头，看见周文远在页边画格子。横格竖格，数字对得整整齐齐。
“账本格式？“他问。
周文远头也不抬：“我爸的格式。“
就是那天下午，周文远说了他家的事。
他父亲在镇粮站管秤，一个月工资六十二块，养一家四口。母亲在缝纫社踩缝纫机，妹妹读初中。周文远打小帮父亲记账，九岁会打算盘，十一岁能把一个季度的进出库单据誊清楚。
“粮站的账，进出库，笔笔要有单据。“周文远说，“我爸的规矩：单据不过夜。当天对，当天清。“
他说了个事。
有一年腊月，粮站封账，账面比库房短了两斤粮。两斤，按收购价一毛两分一斤算，短的东西不值两毛钱。按理，写个损耗说明，站长签个字，就翻篇了。
他父亲没签。
搬了铺盖住进粮站，三天。把当年的进出库单据翻了一遍——不对。又翻第二遍——还是不对。第三遍，一笔一笔用秤复核。最后查出来了：一只麻袋浸了水，受潮，称重的时候平白多了斤两。
“后来呢？“陶爱民问。
“麻袋拆下来晒干，重新过了一遍秤。账平了，才封。“周文远说，“我爸回家那天是大年三十下午，我妈把留给他的那碗肉又热了一遍。“
他手里的笔没停。
“两斤粮食，不值一毛钱。可我爸说，秤上的事，差一钱都不行。“
教室里很静，窗外的雪光照在两张拼起来的课桌上。
陶爱民没接话。
他脑子里过了一遍他见过的那些账——会议室里的、文件上的、报纸中缝里的。数字越做越大，毛病越做越小，小到最后，谁也看不见。多少亿的口子，就是从“差一钱不算事“这句活上，一点一点撕开的。
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账本，翻开，推到桌子中间。
“你看看这个。“
周文远放下笔，一页一页翻。翻得很慢。国债的进价出价，六趟中介的佣金，勤工俭学的八十八块，每一笔后面都注着日期和事由。翻完，他把账本推回去。
“记成这样，不像学生。“他说，“像粮站。“
“你爸那种粮站。“陶爱民说。
周文远笑了一下，低头接着抄他的例题。
抄了一会儿，他忽然又开口：“你天天算账。算什么？“
“算一笔买卖。“
“开春做的？“
陶爱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周文远也就没再问。这是周文远的好处——他的好奇心长在数字上，不长在别人身上。
大年三十，留校的学生拢共十几个，食堂加了两个菜，还包了饺子。
下午两个人提早去了食堂，帮大师傅包饺子。周文远包的饺子，褶子捏得一边十二个，齐齐整整立在案板上，像等着过秤。大师傅看了直乐：“小周，你这手该去点心店。“周文远说这算什么，他家过年包饺子，他奶奶要求一盖帘上不许有两个重样的。
白菜猪肉馅，皮厚，实在。大师傅给每人多舀了半勺醋，说大过年的，都吃好。
十几个人拼了两大桌。有个数学系的老博士生，三杯酒下肚，带头唱起了歌，跑调跑得厉害，一桌子人跟着笑。
周文远从铺盖底下摸出半瓶山芋干酒，家里带来的，本来是给他爹的。他爹让他带上，说到了大学敬老师。没敬出去，留着过年。
两个搪瓷缸，一人倒了小半缸。
酒很冲，一线火从嗓子烧到胃里。周文远呛了一下，脸涨红。
窗外有人放炮，稀稀拉拉。远处宿舍楼上，不知谁挂了只灯笼，风一吹，一晃一晃。
三杯酒下去，周文远的话多起来。说他妹妹数学比他好，可惜是丫头，家里咬着牙供，供到哪年算哪年；说他爸的手上全是茧，握秤杆的那道沟最深；说云州的冬天比临江冷得多，雪能下到膝盖。
说到后头，他忽然停下来，盯着陶爱民看。
“陶爱民。“
“嗯。“
“你是我在大学里唯一佩服的人。“周文远说，“但你也最让我看不透。“
“账给你看过了。“
“账不是人。“周文远摇头，“你上课不多说话，一开口就是三句。你天天记账，花钱比谁都省。你十八岁——“他顿了顿，端起缸子又抿了一口，“十八岁的人，不该像你这么沉。“
食堂的灯泡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矮。远处又一阵炮仗，密起来，是接年了。
陶爱民没接话。
有几句话，他喉咙里滚了一下。说早了，是负担；说错了，是隔阂。他咽了回去。
他端起碗，喝了口饺子汤。
汤是热的，烫嘴。他小口小口地咽，一直把那口汤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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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房的水管冻上，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暖壶的滴水声。陶爱民每天七点半起床，去教学楼三楼那间大教室——假期开放的两间教室之一。教室里生不起炉子，全靠一身棉衣扛。
教室里通常只有一个人：周文远。
周文远家在云州山区，来回车票加两趟转运，要十四块。他说得直白：“十四块，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书在哪都能看。“
两个人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各占一头。
周文远在看统计学。下学期的课，他提前自学，教材从图书馆借的，假期只准借七天，他抄。不只抄公式，书上的例题，他一道一道重新算过，算完在页边标上日期。陶爱民瞟过一眼，三十多道例题，没有一处涂改。
陶爱民抄的是政策合订本。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社论、价格调整的文件，他把里头带数字的段落全摘下来，按行业分栏：粮、棉、油、煤、运。
两个人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中午一起去食堂，打饭，回来接着干。傍晚去水房抬一趟水，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也不怎么说话。
有一回抬水，周文远忽然开口：“你们那的雪，落地就化？“
“临江靠江，湿冷。“陶爱民说，“云州的雪呢？“
“能积一冬天。“周文远说，“我小时候最高兴下雪——下雪粮站不进出库，我爸能在家歇一天。“
水桶在扁担上晃，两个人的白气在路灯底下缠到一起。
“过年不回，家里不惦记？“陶爱民问。
“我妈不识字，我妹替她写信，一封信一个礼拜。“周文远说，“我留校挣家教的钱，开春给我妹交学费，我妈能高兴一正月。“他顿了顿，“你呢？“
“家里知道我留校，信里都交代过了。“
周文远点点头，没再问。走了几步，他忽然又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留下不是看书。看书的人，眼睛在书上；你的眼睛，一半在账上。“
陶爱民笑了一下，没接。雪在脚底下咯吱咯吱地响。
有一回陶爱民抬头，看见周文远在页边画格子。横格竖格，数字对得整整齐齐。
“账本格式？“他问。
周文远头也不抬：“我爸的格式。“
就是那天下午，周文远说了他家的事。
他父亲在镇粮站管秤，一个月工资六十二块，养一家四口。母亲在缝纫社踩缝纫机，妹妹读初中。周文远打小帮父亲记账，九岁会打算盘，十一岁能把一个季度的进出库单据誊清楚。
“粮站的账，进出库，笔笔要有单据。“周文远说，“我爸的规矩：单据不过夜。当天对，当天清。“
他说了个事。
有一年腊月，粮站封账，账面比库房短了两斤粮。两斤，按收购价一毛两分一斤算，短的东西不值两毛钱。按理，写个损耗说明，站长签个字，就翻篇了。
他父亲没签。
搬了铺盖住进粮站，三天。把当年的进出库单据翻了一遍——不对。又翻第二遍——还是不对。第三遍，一笔一笔用秤复核。最后查出来了：一只麻袋浸了水，受潮，称重的时候平白多了斤两。
“后来呢？“陶爱民问。
“麻袋拆下来晒干，重新过了一遍秤。账平了，才封。“周文远说，“我爸回家那天是大年三十下午，我妈把留给他的那碗肉又热了一遍。“
他手里的笔没停。
“两斤粮食，不值一毛钱。可我爸说，秤上的事，差一钱都不行。“
教室里很静，窗外的雪光照在两张拼起来的课桌上。
陶爱民没接话。
他脑子里过了一遍他见过的那些账——会议室里的、文件上的、报纸中缝里的。数字越做越大，毛病越做越小，小到最后，谁也看不见。多少亿的口子，就是从“差一钱不算事“这句活上，一点一点撕开的。
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账本，翻开，推到桌子中间。
“你看看这个。“
周文远放下笔，一页一页翻。翻得很慢。国债的进价出价，六趟中介的佣金，勤工俭学的八十八块，每一笔后面都注着日期和事由。翻完，他把账本推回去。
“记成这样，不像学生。“他说，“像粮站。“
“你爸那种粮站。“陶爱民说。
周文远笑了一下，低头接着抄他的例题。
抄了一会儿，他忽然又开口：“你天天算账。算什么？“
“算一笔买卖。“
“开春做的？“
陶爱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周文远也就没再问。这是周文远的好处——他的好奇心长在数字上，不长在别人身上。
大年三十，留校的学生拢共十几个，食堂加了两个菜，还包了饺子。
下午两个人提早去了食堂，帮大师傅包饺子。周文远包的饺子，褶子捏得一边十二个，齐齐整整立在案板上，像等着过秤。大师傅看了直乐：“小周，你这手该去点心店。“周文远说这算什么，他家过年包饺子，他奶奶要求一盖帘上不许有两个重样的。
白菜猪肉馅，皮厚，实在。大师傅给每人多舀了半勺醋，说大过年的，都吃好。
十几个人拼了两大桌。有个数学系的老博士生，三杯酒下肚，带头唱起了歌，跑调跑得厉害，一桌子人跟着笑。
周文远从铺盖底下摸出半瓶山芋干酒，家里带来的，本来是给他爹的。他爹让他带上，说到了大学敬老师。没敬出去，留着过年。
两个搪瓷缸，一人倒了小半缸。
酒很冲，一线火从嗓子烧到胃里。周文远呛了一下，脸涨红。
窗外有人放炮，稀稀拉拉。远处宿舍楼上，不知谁挂了只灯笼，风一吹，一晃一晃。
三杯酒下去，周文远的话多起来。说他妹妹数学比他好，可惜是丫头，家里咬着牙供，供到哪年算哪年；说他爸的手上全是茧，握秤杆的那道沟最深；说云州的冬天比临江冷得多，雪能下到膝盖。
说到后头，他忽然停下来，盯着陶爱民看。
“陶爱民。“
“嗯。“
“你是我在大学里唯一佩服的人。“周文远说，“但你也最让我看不透。“
“账给你看过了。“
“账不是人。“周文远摇头，“你上课不多说话，一开口就是三句。你天天记账，花钱比谁都省。你十八岁——“他顿了顿，端起缸子又抿了一口，“十八岁的人，不该像你这么沉。“
食堂的灯泡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矮。远处又一阵炮仗，密起来，是接年了。
陶爱民没接话。
有几句话，他喉咙里滚了一下。说早了，是负担；说错了，是隔阂。他咽了回去。
他端起碗，喝了口饺子汤。
汤是热的，烫嘴。他小口小口地咽，一直把那口汤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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