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垦殖帝国
商战之后的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深水，表面不起波澜，底下却暗流涌动。赫尔德家吃了一次亏，暂时收了锋芒，可张振勋知道，这只是一阵子的偃旗息鼓。在南洋这块地方，荷兰人的势力盘根错节，今天的对手是赫尔德，明天可能是别的家族。他不能只靠跟亨利的交情来保命——他需要把自己变得更强大、更硬气、更不容易被撼动。
他要不断的扩大他的商业版图。
那几年，欧洲的工业革命像一场没有尽头的大火，烧遍了英吉利海峡两岸。火车需要橡胶轮子，纺织机需要润滑的油脂，肥皂需要甘油，蜡烛需要硬脂酸，连印刷报纸的油墨都离不开从植物里榨出来的东西。南洋的热带土地，正好是供应这些原材料的地方。张振勋站在裕和行二楼的窗前，看着码头上那些装货、卸货的船只来来往往，心里算着一笔大账。
鸦片生意来钱快，可那钱烫手。他把特殊账户里的“赎罪金“越积越多，可从来没有动过。那些钱像一块烧红的铁，放在手心里暖，却也疼。他在等一个机会，把这笔钱从黑色的泥沼里拔出来，种到阳光底下去。
机会来了。垦殖、矿业。
英国人已经在马来亚大举开辟橡胶园，用橡胶树的汁液做成的轮胎比铁轮子更耐磨、更省力，一辆安装了橡胶轮子的马车，可以在泥泞的路上多走一倍的路程。 之前，张振勋托人从新加坡找来几十棵橡胶苗，在自己的椰子园里试种了也快两年了——热带的气候适合橡胶树，树苗长得很欢，三年就能开割，一棵树能割二十年。
他把账本翻了一遍又一遍，又在心里把规划过了几十遍，然后做了一个决定：把特殊账户里的钱全部取出来，投入垦殖。
张振勋的垦殖帝国是从爪哇岛开始的。他在万隆以南的山区买了一大片坡地——那里的海拔和气温恰到好处，种咖啡能种出比平地更香醇的豆子。他在坡地上建了工人宿舍、仓储、碾磨坊和晒场，从欧洲引进了阿拉伯咖啡的优良品种，还专门雇了一位退休的荷兰种植园总管来做技术顾问。
然后是苏门答腊。苏门答腊的土地比爪哇更便宜，也更多。张振勋在巨港以北的平原上买下了一大片荒地，种上了橡胶、烟草和甘蔗。橡胶要三四年才能割，他就先种甘蔗——甘蔗一年就能收，能快速回笼资金，还能让工人们有事干、有钱赚。
再然后是马来亚。马来亚的槟城和怡保附近有世界上最好的锡矿，张振勋在那里开了几处矿场，还买了几艘船，自己运矿石到新加坡去卖。加上日里银行的资金支持，一个集种植、贸易、矿业、航运、金融于一体的产业版图正在成型。
1876年的一天傍晚，张振勋站在苏门答腊的一片橡胶园里。金黄的斜阳加上微风，把一整排整整齐齐的橡胶树染成金红色。橡胶树已经长得比人高了，宽大的叶片在晚风里哗啦啦地响，像成千上万只手掌在鼓掌。再过一年，这些树就要开始割胶了。乳白色的树汁会顺着小铁片滴进桶里，凝固、压片、晾晒，然后装船运往欧洲——那些橡胶会被做成轮胎、鞋底、机器零件，跑在全世界的大路上。
张振勋在那排橡胶树前面站了很久。风吹过来，把他绸衫的下摆吹得哗哗响。他伸手摸了摸最近一棵树的树皮——表面粗糙，带着热带的潮气，像一层被汗水浸透了的皮肤。
远处的工棚里传来工人们的说笑声，还有晚饭的锅勺碰撞声。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来，袅袅的，在暮色中拉成一条条灰白的线。张振勋转过身，朝工棚走去。那里有几百号人在等着他——有华工、有土著、有马来人、甚至还有几个从印度来的劳工。他们用各自的语言聊着天，各自吃着自己碗里的饭。
他看着那些面孔，心想：这就是他张振勋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造出来的东西——不是钱，不是地，是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干活、吃饭、睡觉、想家、盼着过年。
他们不是奴隶，不是契约劳工，是自愿来的，干满了可以走，不想走了可以留下。他们有工钱、有住处、有医务室、有学校——他在几个大种植园里都开了小学堂，请了会闽南话和马来话的先生，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张振勋心里知道，这些学堂才是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东西。比裕和行的招牌还让他骄傲。
可那团火还在烧。
火烧烟田的那天，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一天。
那天是下午，张振勋去苏门答腊西海岸的一个新垦区视察。马车经过一个小镇的时候，他看见路边有一片烟雾缭绕的屋子——那是一间鸦片烟馆。烟馆门口躺着两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上的衣服破得像渔网。其中一个他认出来了， 是他在巨港的第一批土著劳工之一，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个爱笑的年轻人。
张振勋让马车停下来。他下了车，走到那个人面前蹲下。那人仰面躺在泥地上，目光涣散地看着天，嘴角挂着涎水。张振勋叫了他一声，他像是没听见，眼珠子动也不动。张振勋又叫了一声，他这才慢慢地把目光移过来，落在张振勋脸上，过了好一会儿，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才闪了一下——是认出来了。可随即又灭了，像一盏油尽了的灯。
“张……老板……“那人嘴唇哆嗦着，声音比蚊子还小，“给……给我……一口……“
张振勋蹲在那里，看着他。这是当年那个在巨港工棚里跟他一起吃木薯饭的年轻人，是那个笑着说“等攒够了钱就回村娶媳妇“的人。
现在他躺在烟馆门口的泥地上，等着别人施舍一口鸦片烟膏。
张振勋站了起来。他转身朝那间烟馆走去。黄阿福还有几个伙记跟在后面拉住他：“掌柜的，别去，那不是咱们的地盘——“
他没理。他推开烟馆的门，里面烟雾浓得像进了灶膛。竹榻上一排一排地躺着人，全是一样的面孔，一样的目光，一样的皮包骨头的身体。烟馆老板是个华人，瘦高的中年人，坐在柜台后面数铜钱，见有人闯进来，抬起头来刚要发作，一看见张振勋的脸，愣了一下。
“张……张老板？“
张振勋没有看他。他的目光越过那些竹榻，落在了烟馆后面的一扇门上。那扇门半开着，从缝隙里能看到一片田地——一片绿色的、在阳光下舒展着叶子的罂粟田。
他推开那扇门走了出去。
罂粟田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片绿色的丝绸，光滑、柔软、带着一种让人想躺下去的诱惑。罂粟已经开了花，花瓣是淡紫色的，薄得像蝉翼，风一吹就轻轻颤动。再过一两个月，那些花萼里会长出果实，割开果实，白色的汁液流出来，凝固了，就是鸦片。
张振勋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紫花在风里摇曳。他想起车轮坪村的菜园——陈珏蹲在菜地里扶菜苗的样子，想起温老板说的“那烟抽的不是快活，是命“，想起躺在烟馆门口的那个没了门牙的年轻人。
他浑身都在发抖。
“掌柜的——“黄阿福在后面喊他。
张振勋没有回头。他忽然转身，从烟馆门口的柴堆里抽出一根火把，从灶膛里引了火，然后大步朝那片罂粟田走去。火把在他手里熊熊地烧着，浓烟滚滚，熏得他眼睛发红。
“掌柜的！你干什么——“黄阿福和几个伙计扑上来想拦，被他甩开了。
他把火把扔进了罂粟田。
干燥的罂粟秆遇火就着，“呼“地一声，火苗蹿起一丈多高。淡紫色的花朵在烈火中蜷曲、发黑、化成一缕青烟。火势顺着田垄迅速蔓延，噼里啪啦地响着，像无数根细竹竿同时在折断。
张振勋站在火边上，脸被热浪烤得通红，可他纹丝不动。他看着那些在烈火中消失的紫花，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
火越烧越大，热浪扑面而来，灼烤着他的脸和头发。黄阿福带着两个伙计从后面冲上来，一把抱住他的腰，把他往后拖。他挣扎了两下——他力气大，两个人都快拉不住他——黄可阿福死也不松手，其他伙记出立刻冲了过来，有人勒着他的腰往后拖，有人拉手、有人拖脚，硬是把他拉跌坐在地上。火势一发不可收，众人连滚带爬地退出了火场。
“掌柜的！你是不是疯了！“黄阿福喘着粗气，两只手还在抖，“你会把自己烧死的！“
张振勋坐在地上，脸被烟熏得乌黑，头发梢被燎焦了几缕。他望着那片正在熊熊燃烧的罂粟田，火光照在他的眼睛里，红彤彤的，像两团永不熄灭的碳。
他忽然把脸埋进了掌心里。
没有哭出声来。他只是坐在那里，把脸埋在掌心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一条被海浪冲上了岸的鱼。阿福和两个伙计围着他蹲着，谁也不敢说话。远处烟馆的老板跳着脚喊“救火“、骂“哪个天杀的“，声音在风里断断续续的。
后来那片罂粟田烧了将近一半才被扑灭。烟馆老板报了官，可荷兰殖民政府派来的人一看——烧的是赫尔德家族名下的烟田——又听说是张振勋干的，查了 几天，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在华人圈子里传了很久，众说纷纭。有人说张振勋是疯了，有人说他是做给人看的，有人替他惋惜：一把火烧掉的，那可是成千上万两银子的买卖啊。
张振勋一句话也没有解释过。
火烧烟田之后的日子里，张振勋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把所有涉及鸦片贸易的账目单独锁进了一只铁皮箱——跟那本“特殊账户“一起——然后把自己关在裕和行二楼的房间里整整三天。三天之后他出来，瘦了一圈，眼窝深陷，可眼神出奇地清明。他把所有合伙人、管事的、账房先生叫到一起，宣布了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裕和行名下的所有产业，涉及到鸦片种植的，全部转给荷兰人经营，裕和行只做运输和仓储的中介。利润不上不下，够维持，但不赚大钱。他说：“我不赚那个钱。“
有人问：“那咱们以后的利润从哪来？“
张振勋拿出一张早就画好的地图——上面标注着他这些年陆陆续续买下来、还没有大规模开发的几十块地。
“从这来。“他说，手指在那些地块上一一划过，“从地里来。种橡胶、种咖啡、种茶、种椰子、种甘蔗、种胡椒。南洋的土地不会骗人，你把种子埋进去，好好待它，它就长出东西来回报你。鸦片也是一颗种子，可它长出来的东西——“他顿了顿，“它长出来的东西，会把种它的人一起吞下去。“
没有人再问了。
1878年，张振勋的垦殖帝国初见规模。
他在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亚总共拥有超过二十个种植园和矿场，面积加起来比整个新加坡还大。他的橡胶园总产量占了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两成，咖啡园的产量占了将近一成。他在巴达维亚、泗水、巨港、槟城、新加坡都设有分行，他创办的日里银行在马来亚华人商界信用卓著，发行的钞票在新加坡和槟城的华人商圈里通用。
他雇的工人总数已经超过五千人——华工、土著、马来人、印度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由劳工“。他在种植园里建了学校、诊所和简易的佛堂，每年过年还给工人们发双薪和年货。他的种植园从外面看跟别的荷兰人庄园差不多——一排一排的树、一片一片的田——可走进去就知道不一样。工人们的脸上有笑，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傍晚收工的时候，炊烟从每一个工棚里升起来，在空中交汇成一大片灰白的云。
有一次，一个从怡保来的英国商人参观了他的橡胶园之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裕和行虽然是个华人商号，但它的种植园管理水平一点也不输给欧洲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劳工待遇——这里的人看起来不像劳工，倒像一群住在自己村庄里的居民。“
张振勋读到这段抄录回来的话时，正在巴达维亚的账房里整理一份新的开垦计划。他把那张报纸放在桌角，没有做任何批注，只是合上报纸的时候，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
窗外头的巴达维亚依旧热闹。汽笛、钟声、小贩的吆喝、马车的轮子碾过青石板路面的咕噜声——一切都跟十年前一样，可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张振勋站起来，走到窗前。他三十七岁了。鬓角有了几根白发，下巴上的胡茬比以前硬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比以前深了。可他的腰板还是直的，跟十六岁那年从车轮坪村走出来时一样直。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雍正通宝。铜钱温热着，贴着胸口，像一颗不会停止跳动的心。
他望着远处的海平线。在那条灰蓝色的线条之外，是中国，是潮州，是大埔，是车轮坪村。那里有他的父母、他的弟妹、他的结发妻子。他离开那片土地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间，他在这片热带的土地上种下了几十万棵树、建起了二十多个种植园、养活了几千个家庭、攒下了一份在巴达维亚数得着的家业。
可那片红褐色的乡土，始终在他怀里，像那枚铜钱一样，贴着胸口，温热着。
“快了，“他低声说，“等我再大一点，就回去。“
晚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温暖的气息。巴达维亚的夜幕正在缓缓落下，一座城市的万家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片倒映在地上的星空。
张振勋关上了窗户，回到桌前坐下。油灯跳了一下，他把灯罩拢了拢，让火苗重新站稳。然后他翻开一本新的账簿，在第一页上写下了四个字：“裕和垦殖。“
他在下面添了一行小字：“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张振勋立。“
笔尖在纸面上顿了顿，又补了一行——
“以此土养此民，以此业报此身。终有一日，归田报国。“
他把笔搁下，看着那一行字在油灯下闪着墨光。夜风又从窗缝里钻了进来，把纸页的一角轻轻吹起，又落下。
裕和行的灯亮了很久，很久。第十一章垦殖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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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不断的扩大他的商业版图。
那几年，欧洲的工业革命像一场没有尽头的大火，烧遍了英吉利海峡两岸。火车需要橡胶轮子，纺织机需要润滑的油脂，肥皂需要甘油，蜡烛需要硬脂酸，连印刷报纸的油墨都离不开从植物里榨出来的东西。南洋的热带土地，正好是供应这些原材料的地方。张振勋站在裕和行二楼的窗前，看着码头上那些装货、卸货的船只来来往往，心里算着一笔大账。
鸦片生意来钱快，可那钱烫手。他把特殊账户里的“赎罪金“越积越多，可从来没有动过。那些钱像一块烧红的铁，放在手心里暖，却也疼。他在等一个机会，把这笔钱从黑色的泥沼里拔出来，种到阳光底下去。
机会来了。垦殖、矿业。
英国人已经在马来亚大举开辟橡胶园，用橡胶树的汁液做成的轮胎比铁轮子更耐磨、更省力，一辆安装了橡胶轮子的马车，可以在泥泞的路上多走一倍的路程。 之前，张振勋托人从新加坡找来几十棵橡胶苗，在自己的椰子园里试种了也快两年了——热带的气候适合橡胶树，树苗长得很欢，三年就能开割，一棵树能割二十年。
他把账本翻了一遍又一遍，又在心里把规划过了几十遍，然后做了一个决定：把特殊账户里的钱全部取出来，投入垦殖。
张振勋的垦殖帝国是从爪哇岛开始的。他在万隆以南的山区买了一大片坡地——那里的海拔和气温恰到好处，种咖啡能种出比平地更香醇的豆子。他在坡地上建了工人宿舍、仓储、碾磨坊和晒场，从欧洲引进了阿拉伯咖啡的优良品种，还专门雇了一位退休的荷兰种植园总管来做技术顾问。
然后是苏门答腊。苏门答腊的土地比爪哇更便宜，也更多。张振勋在巨港以北的平原上买下了一大片荒地，种上了橡胶、烟草和甘蔗。橡胶要三四年才能割，他就先种甘蔗——甘蔗一年就能收，能快速回笼资金，还能让工人们有事干、有钱赚。
再然后是马来亚。马来亚的槟城和怡保附近有世界上最好的锡矿，张振勋在那里开了几处矿场，还买了几艘船，自己运矿石到新加坡去卖。加上日里银行的资金支持，一个集种植、贸易、矿业、航运、金融于一体的产业版图正在成型。
1876年的一天傍晚，张振勋站在苏门答腊的一片橡胶园里。金黄的斜阳加上微风，把一整排整整齐齐的橡胶树染成金红色。橡胶树已经长得比人高了，宽大的叶片在晚风里哗啦啦地响，像成千上万只手掌在鼓掌。再过一年，这些树就要开始割胶了。乳白色的树汁会顺着小铁片滴进桶里，凝固、压片、晾晒，然后装船运往欧洲——那些橡胶会被做成轮胎、鞋底、机器零件，跑在全世界的大路上。
张振勋在那排橡胶树前面站了很久。风吹过来，把他绸衫的下摆吹得哗哗响。他伸手摸了摸最近一棵树的树皮——表面粗糙，带着热带的潮气，像一层被汗水浸透了的皮肤。
远处的工棚里传来工人们的说笑声，还有晚饭的锅勺碰撞声。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来，袅袅的，在暮色中拉成一条条灰白的线。张振勋转过身，朝工棚走去。那里有几百号人在等着他——有华工、有土著、有马来人、甚至还有几个从印度来的劳工。他们用各自的语言聊着天，各自吃着自己碗里的饭。
他看着那些面孔，心想：这就是他张振勋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造出来的东西——不是钱，不是地，是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干活、吃饭、睡觉、想家、盼着过年。
他们不是奴隶，不是契约劳工，是自愿来的，干满了可以走，不想走了可以留下。他们有工钱、有住处、有医务室、有学校——他在几个大种植园里都开了小学堂，请了会闽南话和马来话的先生，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张振勋心里知道，这些学堂才是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东西。比裕和行的招牌还让他骄傲。
可那团火还在烧。
火烧烟田的那天，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一天。
那天是下午，张振勋去苏门答腊西海岸的一个新垦区视察。马车经过一个小镇的时候，他看见路边有一片烟雾缭绕的屋子——那是一间鸦片烟馆。烟馆门口躺着两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上的衣服破得像渔网。其中一个他认出来了， 是他在巨港的第一批土著劳工之一，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个爱笑的年轻人。
张振勋让马车停下来。他下了车，走到那个人面前蹲下。那人仰面躺在泥地上，目光涣散地看着天，嘴角挂着涎水。张振勋叫了他一声，他像是没听见，眼珠子动也不动。张振勋又叫了一声，他这才慢慢地把目光移过来，落在张振勋脸上，过了好一会儿，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才闪了一下——是认出来了。可随即又灭了，像一盏油尽了的灯。
“张……老板……“那人嘴唇哆嗦着，声音比蚊子还小，“给……给我……一口……“
张振勋蹲在那里，看着他。这是当年那个在巨港工棚里跟他一起吃木薯饭的年轻人，是那个笑着说“等攒够了钱就回村娶媳妇“的人。
现在他躺在烟馆门口的泥地上，等着别人施舍一口鸦片烟膏。
张振勋站了起来。他转身朝那间烟馆走去。黄阿福还有几个伙记跟在后面拉住他：“掌柜的，别去，那不是咱们的地盘——“
他没理。他推开烟馆的门，里面烟雾浓得像进了灶膛。竹榻上一排一排地躺着人，全是一样的面孔，一样的目光，一样的皮包骨头的身体。烟馆老板是个华人，瘦高的中年人，坐在柜台后面数铜钱，见有人闯进来，抬起头来刚要发作，一看见张振勋的脸，愣了一下。
“张……张老板？“
张振勋没有看他。他的目光越过那些竹榻，落在了烟馆后面的一扇门上。那扇门半开着，从缝隙里能看到一片田地——一片绿色的、在阳光下舒展着叶子的罂粟田。
他推开那扇门走了出去。
罂粟田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片绿色的丝绸，光滑、柔软、带着一种让人想躺下去的诱惑。罂粟已经开了花，花瓣是淡紫色的，薄得像蝉翼，风一吹就轻轻颤动。再过一两个月，那些花萼里会长出果实，割开果实，白色的汁液流出来，凝固了，就是鸦片。
张振勋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紫花在风里摇曳。他想起车轮坪村的菜园——陈珏蹲在菜地里扶菜苗的样子，想起温老板说的“那烟抽的不是快活，是命“，想起躺在烟馆门口的那个没了门牙的年轻人。
他浑身都在发抖。
“掌柜的——“黄阿福在后面喊他。
张振勋没有回头。他忽然转身，从烟馆门口的柴堆里抽出一根火把，从灶膛里引了火，然后大步朝那片罂粟田走去。火把在他手里熊熊地烧着，浓烟滚滚，熏得他眼睛发红。
“掌柜的！你干什么——“黄阿福和几个伙计扑上来想拦，被他甩开了。
他把火把扔进了罂粟田。
干燥的罂粟秆遇火就着，“呼“地一声，火苗蹿起一丈多高。淡紫色的花朵在烈火中蜷曲、发黑、化成一缕青烟。火势顺着田垄迅速蔓延，噼里啪啦地响着，像无数根细竹竿同时在折断。
张振勋站在火边上，脸被热浪烤得通红，可他纹丝不动。他看着那些在烈火中消失的紫花，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
火越烧越大，热浪扑面而来，灼烤着他的脸和头发。黄阿福带着两个伙计从后面冲上来，一把抱住他的腰，把他往后拖。他挣扎了两下——他力气大，两个人都快拉不住他——黄可阿福死也不松手，其他伙记出立刻冲了过来，有人勒着他的腰往后拖，有人拉手、有人拖脚，硬是把他拉跌坐在地上。火势一发不可收，众人连滚带爬地退出了火场。
“掌柜的！你是不是疯了！“黄阿福喘着粗气，两只手还在抖，“你会把自己烧死的！“
张振勋坐在地上，脸被烟熏得乌黑，头发梢被燎焦了几缕。他望着那片正在熊熊燃烧的罂粟田，火光照在他的眼睛里，红彤彤的，像两团永不熄灭的碳。
他忽然把脸埋进了掌心里。
没有哭出声来。他只是坐在那里，把脸埋在掌心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一条被海浪冲上了岸的鱼。阿福和两个伙计围着他蹲着，谁也不敢说话。远处烟馆的老板跳着脚喊“救火“、骂“哪个天杀的“，声音在风里断断续续的。
后来那片罂粟田烧了将近一半才被扑灭。烟馆老板报了官，可荷兰殖民政府派来的人一看——烧的是赫尔德家族名下的烟田——又听说是张振勋干的，查了 几天，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在华人圈子里传了很久，众说纷纭。有人说张振勋是疯了，有人说他是做给人看的，有人替他惋惜：一把火烧掉的，那可是成千上万两银子的买卖啊。
张振勋一句话也没有解释过。
火烧烟田之后的日子里，张振勋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把所有涉及鸦片贸易的账目单独锁进了一只铁皮箱——跟那本“特殊账户“一起——然后把自己关在裕和行二楼的房间里整整三天。三天之后他出来，瘦了一圈，眼窝深陷，可眼神出奇地清明。他把所有合伙人、管事的、账房先生叫到一起，宣布了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裕和行名下的所有产业，涉及到鸦片种植的，全部转给荷兰人经营，裕和行只做运输和仓储的中介。利润不上不下，够维持，但不赚大钱。他说：“我不赚那个钱。“
有人问：“那咱们以后的利润从哪来？“
张振勋拿出一张早就画好的地图——上面标注着他这些年陆陆续续买下来、还没有大规模开发的几十块地。
“从这来。“他说，手指在那些地块上一一划过，“从地里来。种橡胶、种咖啡、种茶、种椰子、种甘蔗、种胡椒。南洋的土地不会骗人，你把种子埋进去，好好待它，它就长出东西来回报你。鸦片也是一颗种子，可它长出来的东西——“他顿了顿，“它长出来的东西，会把种它的人一起吞下去。“
没有人再问了。
1878年，张振勋的垦殖帝国初见规模。
他在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亚总共拥有超过二十个种植园和矿场，面积加起来比整个新加坡还大。他的橡胶园总产量占了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两成，咖啡园的产量占了将近一成。他在巴达维亚、泗水、巨港、槟城、新加坡都设有分行，他创办的日里银行在马来亚华人商界信用卓著，发行的钞票在新加坡和槟城的华人商圈里通用。
他雇的工人总数已经超过五千人——华工、土著、马来人、印度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由劳工“。他在种植园里建了学校、诊所和简易的佛堂，每年过年还给工人们发双薪和年货。他的种植园从外面看跟别的荷兰人庄园差不多——一排一排的树、一片一片的田——可走进去就知道不一样。工人们的脸上有笑，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傍晚收工的时候，炊烟从每一个工棚里升起来，在空中交汇成一大片灰白的云。
有一次，一个从怡保来的英国商人参观了他的橡胶园之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裕和行虽然是个华人商号，但它的种植园管理水平一点也不输给欧洲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劳工待遇——这里的人看起来不像劳工，倒像一群住在自己村庄里的居民。“
张振勋读到这段抄录回来的话时，正在巴达维亚的账房里整理一份新的开垦计划。他把那张报纸放在桌角，没有做任何批注，只是合上报纸的时候，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
窗外头的巴达维亚依旧热闹。汽笛、钟声、小贩的吆喝、马车的轮子碾过青石板路面的咕噜声——一切都跟十年前一样，可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张振勋站起来，走到窗前。他三十七岁了。鬓角有了几根白发，下巴上的胡茬比以前硬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比以前深了。可他的腰板还是直的，跟十六岁那年从车轮坪村走出来时一样直。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雍正通宝。铜钱温热着，贴着胸口，像一颗不会停止跳动的心。
他望着远处的海平线。在那条灰蓝色的线条之外，是中国，是潮州，是大埔，是车轮坪村。那里有他的父母、他的弟妹、他的结发妻子。他离开那片土地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间，他在这片热带的土地上种下了几十万棵树、建起了二十多个种植园、养活了几千个家庭、攒下了一份在巴达维亚数得着的家业。
可那片红褐色的乡土，始终在他怀里，像那枚铜钱一样，贴着胸口，温热着。
“快了，“他低声说，“等我再大一点，就回去。“
晚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温暖的气息。巴达维亚的夜幕正在缓缓落下，一座城市的万家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片倒映在地上的星空。
张振勋关上了窗户，回到桌前坐下。油灯跳了一下，他把灯罩拢了拢，让火苗重新站稳。然后他翻开一本新的账簿，在第一页上写下了四个字：“裕和垦殖。“
他在下面添了一行小字：“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张振勋立。“
笔尖在纸面上顿了顿，又补了一行——
“以此土养此民，以此业报此身。终有一日，归田报国。“
他把笔搁下，看着那一行字在油灯下闪着墨光。夜风又从窗缝里钻了进来，把纸页的一角轻轻吹起，又落下。
裕和行的灯亮了很久，很久。第十一章垦殖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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